当树木发芽时，便自迸出来，这就是生意。

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情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

孟子则提出仁，人心也[7]、仁也者，人也[8]之说，显然将仁的意义进一步普遍化了。我认为，这是互相解释的问题。朱熹的这种做法本身，在《四书集注》中是独一无二的，因此受到王阳明的批评。既然不能靠言语显示，也不能靠言语去了解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靠体验，靠自身生命的切身体验。在这样的传统思维之下，朱熹是不可能作出其他选择的，更不可能走上西方式的观念论或理念论。

对于何谓一元论，也有不同看法。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中，通过解字，将一些隐而不明或未曾明言的意义及其联系揭示出来，这有利于理解四书（或其中一书）的本来意义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，都推给宗教了[10]。

[5] 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，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。冯友兰也说过：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冯友兰后来批评现代西方哲学家说：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，而对于可以使人‘安身立命的大问题，反而不讲了。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，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，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。

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，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，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。就是说，在人与自然之间，要建立一种根源性的伦理关系和审美关系，人对自然界要承担义务，尽其职责，从中便能感受到快乐。

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。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冯友兰在其晚年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，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，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。

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大的变化，现代人的知识不管有多大的进步，同样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。人的心灵归根到底被归结为理智之心、认识之心，其根本职能与作用就是认识自然，获得积极的知识，进而控制、主宰自然。这既是时代的课题，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。

但是，只有分析之后，才能知其不可分析。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，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，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，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，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——解决人生问题。

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，即无规则的玩耍，而是很严肃的工作，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。[8] 关于这个问题，已有学者注意到了，如沈幼琴的《中国哲学和可持续发展——冯友兰天地境界研究》（见《传统与创新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）。

对于这样的时代，冯友兰是渴望已久的，他的哲学创作就是呼唤和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，并为之鸣锣开道的。二、接着讲的两层含义 根据这一情境，我们可以说，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含义，二者不可缺一。其实，这种批判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。因此，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。为此，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，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，即为生民立命、为万世开太平。

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，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。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，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。

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。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，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，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。

而且能够超生死，成为永恒的人。在冯先生看来，舍此没有别的方法。

有这种境界和没有这种境界是大不相同的。所谓方法上的突破，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即概念游戏之后，又回到中国哲学的本身，言说那不可言说者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冯友兰不仅有自觉的意识，而且自觉地承担起完成这一转变的使命。[12] 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冯先生同样有自觉的意识，即认为中国哲学的变革是有连续性的，决不可能横空出世般地产生一个新哲学。冯先生对金岳霖先生的概念游戏的说法很赞赏，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工作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

[9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页。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，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。

所谓现代哲学，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。所谓态度，就是人不仅要有自觉意识，还要有生命情感、价值选择（也是自觉意识），以尊重和关爱的态度对待自然界，其中，便包括道德意识和审美态度。

[14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7页道统是内圣之学，属德性之事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学说失去了任何价值。但是，道统说的提出还有一层含义，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出精神价值的独立性、超越性，从而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导原则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的道德素质在执法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。这一方面表现出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立场，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。

二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，特别是执法者的素质，保证法律能够公正而有效地得到实行。同时，德治学说则可以同现代法治建设相结合，融入法治之中，提高法治社会的人文因素。

即使在提倡重农政策的汉代，儒家也不是反对商业的，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，儒生们与朝廷官吏展开了一场大辩论，他们公开主张盐铁私卖而反对朝廷专卖，这充分说明儒家是主张发展民间商业的。政治主体同道德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是不同层面的活动。